【背景】在群体性事件连续高发之际，一部与此有关的干部问责规定应运而出。

　　7月12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外公布。这份规定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对党政领导处置群体性事件不当的问责。

　　《规定》明确，对滥用职权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问责的情形包括以下七种：

　　——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应对群体性事件，最核心的要求就是引入有效的公众参与，采取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的处理方法，实行从以“管理”为主到以“参与”为主的“参与式治理”，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他说，中办、国办颁发文件，针对党政领导干部引发“群体性事件”实行问责，这一规定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其原因在于，最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最近发生的“瓮安”和“石首”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处理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转型、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配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王锡锌指出，从许多群体性事件个案处理来看，责任领导的态度也是决定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他们能够在事件发生时，甚至在事件处于萌芽状态时就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用积极、开放的态度处理，本可以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发生，至少可以使冲突得到及时化解。

　　《规定》中明确了领导干部要被追究责任的七种情形，王锡锌认为，这种以结果为主要评判标准的规定，实际上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责任领导应从后果出发，注意方式、方法，此外，所有参与事件处理的干部，都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开展工作。因为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偏差，都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或造成其他不良影响，那么，无论其他环节作了何种努力，主要领导仍要被问责。

　　王锡锌说，从过去多起群体事件的处理中可以看到，目前许多领导干部面临突发事件，都是以应急、补救的思维着手处理。事实上，“亡羊补牢”固然需要，但地方治理中还须更加积极地引入预防机制。

　　王锡锌认为，《规范》的实施，的确对领导干部在处理公共问题方面带来了新的挑战，提高了领导干部开展工作的标准。要求领导干部们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待突发事件，不躲不压，采取化解的方式，争取将事件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内解决。

　　从《规范》的具体内容看，如何发挥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是问责制度能否切实发挥效果的关键。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引入有效的公众参与，采取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的处理方法，实行从以“管理”为主到以“参与”为主的“参与式治理”，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王锡锌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尽管《规范》仅仅列举了七条适用问责制度的刚性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暗示着新的地方治理思维变革已经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