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陈黄之争”的戏剧化可以说史无前例，虽然国外也有诸多类似“门口的野蛮人”的先例，不过像这样里应外合、内外勾结的案例还是极为罕见。

　　此事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以陈晓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在胜算不大的情况下，断然决然挑战大股东，这是少有先例的，手段也相当高明，符合一切法律规范。按照常规的思维，黄光裕是持股30%多的大股东，陈晓不到2%的股权，实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陈晓是没有机会的。从此次斗争的表现形式来看，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契约精神的条件下，双方的争斗在公开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是中国商业文明的进步。而且，真理越辩越明，冲突如同黑夜里一道闪电，照亮了公司治理，厘清了一些原本模糊的概念。

　　很多人担心，国美之争会让中国家族企业的公众化速度变慢，让职业经理人更不被信任。在我看来，如果企业在上市之前能放慢脚步，三思利弊，明确控制权的风险和平衡，倒不失为一件好事。

　　陈晓遭受众人指责的原因是，本案触动了很多人心中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在中国公有制的大环境下，部分私人产权是无法明确的。比如农民对土地和城里人对商品房，都没有完全的所有权，这加重了国人对于私有财产权利的焦虑和执著。以此观之，黄一手创办国美，并是公司大股东，陈晓就不应该“乘人之危”，夺取实际上的控制权。

　　但是，国美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而非私人企业。上市，意味着邀请众人一起成为股东，并与众人分担风险、义务和收益。通过上市，创始人可能获得巨大的直接回报，但另一方面，一旦企业变成上市公司，从本质上它就变成“公众公司”，不再是某人某家的绝对私产，这是不少热衷于“上市圈钱”的企业此前缺乏认识的。

　　如果把上市看成上一条船的话，很多企业先跳上船，才发现有晕船等不良反应，但只能去慢慢适应，结果阵痛不断。

　　因此，此次国美之争的一个正面意义在于，对全民做了一次上市利弊的对照解析：公司既然要享受上市的利益，就要承担控制权可能旁落的风险。此前，我们对企业上市的优点谈得很多，但对上市的风险却关注不足。

　　对于那些对资本要求很大，处于爆发式发展期的企业来说，上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企业靠自有资金滚动，也能发展得很好，就并非要选择上市这条路，比如华为、娃哈哈。

　　另一方面，私人企业向公众企业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代企业主，心态上要接受这一转变。温州的正泰集团花了10年的时间做上市准备，其董事长南存辉说，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是要让公司的运作方式，内部管理，经营理念达到上市公司的标准，真正上市后，才不会经历阵痛。

　　企业上市之后，创业家从绝对控股的大股东变成相对控股的股东，在股权相对分散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控制权？就像王石对于万科，柳传志对于联想，马云之于阿里巴巴一样，创始人在股权很少的情况下依然牢牢控制着企业。这就是领导力，值得我们深思。

　　国美虽然在香港上市多年，企业性质变了，但黄光裕心态和运作方式上变化却不大。对于黄光裕来说，既然此前已经被稀释了许多股份，就更应该从一开始就正视自己不再绝对控股的现实，小心行事，谋求共识。

　　同时，国美事件也给家族式民营企业发展模式一些思考。

　　中国现代商业才只有30多年的历史，家族企业的发展路径，是公众化上市，还是私有制继承，很多人还在踌躇，这次国美之争将是重要参考。

　　事实上，中国的民营企业百分之九十都是家族企业，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方式有两条路径可循，一是美国公司模式，这是一种公众化职业化的方式；另外一种就是欧洲公司的模式，一个家族的成员共同拥有这个企业，家族成员里选出有才干的人组成董事会，按照现代商业制度的运作来管理企业。这样可以传很多代，欧洲很多奢侈品牌都是如此。

　　但不管走哪条道路，都必须用好而不是排斥职业经理人。要用好他们，股权激励之外，更重要的是管理制度的建设，使他们能在明确的范围内，充分施展所长，并获得足够的经济和非经济回报。这种基于制度的“信任”，是每个健康企业必须建立的，绝非可以开倒车那样简单。

　　度尽劫波，兄弟不再，但属于公众的国美公司，理当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