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证券市场中的基金投资者购买基金时，无论开放式基金还是封闭式基金，签约都是用的基金管理公司提供的标准合同与格式条款，其中有关发生纠纷后的解决机制，无一不是仲裁。对此，也没有人提出过质疑，而购房者购买房产、消费者购买大宗电器、游客购买旅游服务等时，所签的《购房合同》、《消费合同》、《旅游合同》时，有关纠纷处理机制中罗列仲裁、诉讼二种形式，由格式条款的非提供方自行选择，以示公平。而基金投资者在收到基金管理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时，也是格式条款的非提供方，却不能象购房者、消费者、游客那样可选择纠纷处理形式。

目前几起因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之间的纠纷而引发的诉讼，都因《购买基金合同》中限定了仲裁形式，而使基民不得不在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现在看来，以单一的仲裁形式来解决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之间纠纷，并非上乘之选，大体上表现为：仲裁机构对基金投资者保护力度与意愿不足，仲裁中仲裁收费、仲裁员选任、仲裁员回避等制度比较僵硬，一裁终局制度及仲裁监督机制不够等，都限制了基金投资者的跨入仲裁的信心与意愿。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法院审判的阳光照到基民诉讼中，在仲裁机制仍留存的情况下，基民也可以运用诉讼机制，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及从民事诉讼的角度加强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解决这一点，现行《购买基金合同》中限定单一的解决形式显然不行，像《购房合同》、《消费合同》、《旅游合同》等那样，将解决纠纷形式的选择权交给基金投资者，在管辖地而言，应有利于、方便于基金投资者，对此，基金市场监管机构应当与民作主，为基金投资者着想，运用监管手段监管各《购买基金合同》，最终将这一选择权交给基民，以体现保护投资者是证券市场政策的重中之重之精神。

在购买基金时基民被限定只能仲裁的条款的有效性，目前已被一起案件所打破，这种“打破”在基金市场中具有示范性和参考价值。

笔者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位基民因与基金管理公司发生纠纷，到其所在地的山西某基层法院起诉基金管理公司，立案后，基金管理公司并不到庭，并以纠纷解决形式已有约定为由要求驳回基民的起诉，但法院认为双方原《购买基金合同》中所约定的单一解决方式的仲裁，属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基金管理公司单方面限制，是霸王条款，对格式条款非提供方的基民是不公平的，应属于无效条件。由此，这家基金管理公司才到了庭，双方最终也达成了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