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秒钟都生不如死，也不晓得我上半辈子造了什么孽。”72岁的张文是湘钢职工大学的一位退休教师，一辈子传课授业，桃李满天下。2010年6月27日晚上，张文在去给学生补课的途中，意外滑倒，导致左腿粉碎性骨折。随后，被家人送入湘钢医院抢救。没料到，最后不但骨折没能痊愈，反而酿成了一个更大的悲剧……

　　两次骨折手术 钢钉全打歪了

　　阳春三月,万物苏醒。以往每年的春天,张文都会跟老邻居们外出踏青,享受大自然的美好。然而,从今以后这将成为一种奢望。

　　“感觉世界一下子塌了,人废了,时刻受煎熬。”据张文介绍,骨折后经过两次固定手术,他左腿16厘米长的股骨上,留下了15个穿钢钉留下的大洞;以及一根穿过股骨,刺入髋关节的钢钉。也正是这根错位的钢钉,让他如今每天生不如死。而早已千疮百孔的左股骨,也已经脆弱得无法承受任何外力的影响。“现在是拆也不是,不拆也不是,冒险去拆钢钉的话,这节骨头就散架了。”

　　2010年6月27日晚,被返聘的退休教师张文,如期赶往学生家中上课。“当天下了点雨,黑灯瞎火的,走到门口时脚一滑就倒地上了。”年过七旬的张文,疼出一身冷汗后,被家里人送去了湘钢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左腿粉碎性骨折,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选择到这家医院做手术,应该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回忆起当初的选择,张文依然后悔莫及。复旦大学毕业的张文,早已是湘潭政商圈内有名的经济权威,膝下子女也事业有成,就算他想在国内任选一家医院做手术,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压力。

　　最后,张文考虑到子女都在外地,妻子又有病在身,最终接受了医院的建议,选择了就近治疗。当然,让张文留在湘钢医院做手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妻子也是这里的退休职工。“我想着知根知底,医生也都熟,不会出什么问题。”

　　6月30日上午,张文如期躺上了手术台。像其他的骨折手术一样,张文的左腿里被植入了钢板,并打入了三颗钢钉用于固定。很快,这台很常见的手术“顺利”结束。

　　一周以后,张文察觉到了异常。“按道理应该过几天就不痛了,怎么痛得越来越厉害?”刚开始几天,张文咬咬牙还能忍住,随着疼痛加剧,他知道可能出问题了。很快,CT报告出炉。看到片子里显示的影像,张文顿时傻了眼:三口钢钉竟然全部打偏了,有的钢钉甚至戳到了关节,难怪每天这么钻心裂肺的疼了!

　　出现这么严重的失误,也让医院惊讶不已。院方除了献上鲜花上门道歉、安抚情绪,也马上联系长沙的权威专家,给张文进行“返工”。

　　7月30日,张文再次躺上手术台。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手术,长沙来的专家宣告手术“成功”。然而,让张文绝望的是,术后的状况相比第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坐不得躺不得,时刻钻心似的疼。家里人怕我疼得咬掉舌头,只好在我嘴里塞了个毛巾。”术后第十天,张文遵从医嘱,试着下地走动。当脚尖碰到地面的那一刹那,一股剧痛差点让他晕厥过去……

　　看到第二次的CT检查结果时,张文“想死的心都有了”。按片子显示,第二次的手术再次穿钉,锋利的钢钉穿透左股骨,插入髋关节两毫米。“本来应该是活动的部位,活生生插了一个钢栓。”

　　钢钉打入张文的左腿后,等于是人为制造了一起“骨质增生”,而质地更是比软骨硬上数倍的合金,痛苦程度可想而知。张文说,自从手术失败以后,他就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家里的电视机24小时不关,躺在床上看累了,就眯上一会儿,然后很快就会被剧痛惊醒。如今,他每天的实际睡眠时间不超过三小时。经过这大半年的折磨,张文的体重更是下降了40斤。

　　手术失误，已构成医疗事故

　　经历两次手术的张文,骨折的裂缝没有得到任何好转,反而左股骨备受摧残,腿里留下了一根有百害无一利的钢钉。“好端端一个人,现在治成了残废,医院总要给个说法吧?”然而,第二次手术失败后,医院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让张文不仅身体受损,更是备感心寒。“反正左推右推,既没有一个好的认错态度,也没给我提出什么补救方案。”

　　对于两起手术导致的后果,到底是医院失职,还是因为张文年事已高引发的手术并发症,医患双方各有理解。为了解决这个争议,张文提出了医疗事故鉴定。

　　2010年12月3日,张文拿到了鉴定报告。根据湘潭市医学会的鉴定结论,院方手术的时机、方式得到了肯定,但是院方两次手术时,均存在骨折复位欠佳、内置螺钉位置偏移并穿出关节面的失误,且与患者目前状况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最后,湘潭市医学会给出了结论:构成医疗事故,院方负主要责任。

　　如今的张文,每天拄着双拐一瘸一瘸往返于家里与医院。手术失败后,医院给出的答复是:“继续治疗,具体诊治由科室主任根据病情随时调整。”实际上就是给张文留了一张病床,护士小姐间或过来量量体温,然后开了几盒促进骨头愈合的药丸。每天上午,张文出去自费理疗,试图减缓左腿的持续萎缩,下午则回病房里躺一躺,让护士小姐检查一下病情。

　　然而这种保守治疗,根本阻挡不了病情的恶化。钢钉一日不取,痛苦就一日不会消除。72岁高龄的张文,原本就脆弱的骨头,岂能经得起如此折腾?如今张文的左腿已经缩短了两厘米,被认定为三级伤残;他还面临着骨头缺血性坏死、肌肉萎缩,甚至骨髓炎的风险……

　　“我只希望院方能正视失误,赶紧给我提供一个科学的治疗方案。”对于湘钢医院的“不温不火”,张文显然已经忍受到了极限。“还拖下去,我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高位截肢。”

　　救命靠自己

　　在了解到张文的情况后,湘潭晚报记者也第一时间拨打了医院负责人电话。对方以需要公司领导授权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不过,记者从一份2011年2月11日最新出具的、由湘钢医院上交给湘钢集团的材料中,了解到院方对这起医疗事故的态度。

　　院方在这份书面材料中承认了两次手术所出现的失误,并将继续免费为他提供药物与治疗。待骨折内固定物取出后,再行等级鉴定,鉴定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赔偿。

　　不过对张文在术后配合治疗方面,院方似乎“颇有抱怨”。院方在材料中说,术后患者出现白细胞减少,但患者拒绝骨髓细胞学检查;院方也曾多次请省级医院相关专业教授会诊;院方也建议考虑全颧置换术,但是遭到了患者拒绝。

　　院方的这些“抱怨”,将饱受摧残的张文彻底激怒了。“目前只有全颧置换术有可能救我这条腿,我怎么可能拒绝呢?我巴不得他现在就安排我去治疗。”对于院方列举的多次请专家会诊,张文表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

　　为了讨个说法,这半年间张文拄着双拐,跑遍了全市的各个职能部门。张文说,他的奔走虽然赢来了各方关注,但依然没有得到医院的积极回应。“医院永远是一种声音,要我走法律程序,法院判多少他们赔多少。”而张文目前急缺的,并非经济上的赔偿,而是积极的补救治疗方案。

　　无奈之下,张文决定转变思路,维权的动作先缓一缓,优先治病。3月14日,张文告诉晚报记者,他准备近日动身,去广东省的一家知名骨科医院试试。“腿是我自己的,总不能为了争口气,最后丢了命。”

　　探讨

　　医患纠纷何以化解?

　　张文的悲剧，只是众多医患纠纷中的一个缩影。相比社会上经常上演的拳脚相加的“医闹”事件，知识分子出身的张文，更多的是选择跟医院“文斗”。根据市卫生局某负责人透露的数据，我市医院因医患纠纷仅“私了”部分掏出的费用，每年就达到了200万元以上。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社会问题。成因很复杂，处理起来也复杂。”市卫生局医政科负责人在接受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全国性难题，卫生局也一直在探讨、借鉴新的处理机制，比如，第三方调解制度。

　　据市卫生局医政科负责人介绍，目前解决医患纠纷主要有三种途径：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卫生部门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但现实中，医患双方自行协商的成功率很低;而患者一方又多不愿采用费时、费钱、费精力的诉讼渠道;至于卫生部门行政调解，在患者一方看来，由医疗主管部门来确定医院是否有责任无异于老子调查儿子，缺乏公正性，不足以赢得信任。

　　纵观欧美各国，法律规定医院必须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客观上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的另一个“第三方”。而在我国，目前不仅个人医疗保险覆盖面低，而且也缺少强制性医疗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

　　因此，建立一个双方信任的，包含保险公司、公安、司法、医学会等部门联合组成的第三方，就显得尤为重要。三方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理智商谈，政府也逐步有意识地增加第三方的权威性，由此形成有序合理的鉴定、索赔过程，就能达到在不影响医患双方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医患纠纷。

　　“我们目前一般是利用司法系统的资源，如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来充当医疗纠纷中的裁判。”市卫生局医政科的负责人表示，我市目前已经试用这个全新机制一段时间，调解成功率很高，效果很好。这也是国内正在大力提倡的一种新型调节机制。

　　如今的张文,每天拄着双拐一瘸一瘸往返于家里与医院。手术失败后,医院给出的答复是:“继续治疗,具体诊治由科室主任根据病情随时调整。”实际上就是给张文留了一张病床,护士小姐间或过来量量体温,然后开了几盒促进骨头愈合的药丸。每天上午,张文出去自费理疗,试图减缓左腿的持续萎缩,下午则回病房里躺一躺,让护士小姐检查一下病情。

　　然而这种保守治疗,根本阻挡不了病情的恶化。钢钉一日不取,痛苦就一日不会消除。72岁高龄的张文,原本就脆弱的骨头,岂能经得起如此折腾?如今张文的左腿已经缩短了两厘米,被认定为三级伤残;他还面临着骨头缺血性坏死、肌肉萎缩,甚至骨髓炎的风险……

　　“我只希望院方能正视失误,赶紧给我提供一个科学的治疗方案。”对于湘钢医院的“不温不火”,张文显然已经忍受到了极限。“还拖下去,我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高位截肢。”

　　救命靠自己

　　在了解到张文的情况后,湘潭晚报记者也第一时间拨打了医院负责人电话。对方以需要公司领导授权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不过,记者从一份2011年2月11日最新出具的、由湘钢医院上交给湘钢集团的材料中,了解到院方对这起医疗事故的态度。

　　院方在这份书面材料中承认了两次手术所出现的失误,并将继续免费为他提供药物与治疗。待骨折内固定物取出后,再行等级鉴定,鉴定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赔偿。

　　不过对张文在术后配合治疗方面,院方似乎“颇有抱怨”。院方在材料中说,术后患者出现白细胞减少,但患者拒绝骨髓细胞学检查;院方也曾多次请省级医院相关专业教授会诊;院方也建议考虑全颧置换术,但是遭到了患者拒绝。

　　院方的这些“抱怨”,将饱受摧残的张文彻底激怒了。“目前只有全颧置换术有可能救我这条腿,我怎么可能拒绝呢?我巴不得他现在就安排我去治疗。”对于院方列举的多次请专家会诊,张文表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

　　为了讨个说法,这半年间张文拄着双拐,跑遍了全市的各个职能部门。张文说,他的奔走虽然赢来了各方关注,但依然没有得到医院的积极回应。“医院永远是一种声音,要我走法律程序,法院判多少他们赔多少。”而张文目前急缺的,并非经济上的赔偿,而是积极的补救治疗方案。

　　无奈之下,张文决定转变思路,维权的动作先缓一缓,优先治病。3月14日,张文告诉晚报记者,他准备近日动身,去广东省的一家知名骨科医院试试。“腿是我自己的,总不能为了争口气,最后丢了命。”

　　探讨

　　医患纠纷何以化解?

　　张文的悲剧，只是众多医患纠纷中的一个缩影。相比社会上经常上演的拳脚相加的“医闹”事件，知识分子出身的张文，更多的是选择跟医院“文斗”。根据市卫生局某负责人透露的数据，我市医院因医患纠纷仅“私了”部分掏出的费用，每年就达到了200万元以上。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社会问题。成因很复杂，处理起来也复杂。”市卫生局医政科负责人在接受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全国性难题，卫生局也一直在探讨、借鉴新的处理机制，比如，第三方调解制度。

　　据市卫生局医政科负责人介绍，目前解决医患纠纷主要有三种途径：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卫生部门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但现实中，医患双方自行协商的成功率很低;而患者一方又多不愿采用费时、费钱、费精力的诉讼渠道;至于卫生部门行政调解，在患者一方看来，由医疗主管部门来确定医院是否有责任无异于老子调查儿子，缺乏公正性，不足以赢得信任。

　　纵观欧美各国，法律规定医院必须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客观上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的另一个“第三方”。而在我国，目前不仅个人医疗保险覆盖面低，而且也缺少强制性医疗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

　　因此，建立一个双方信任的，包含保险公司、公安、司法、医学会等部门联合组成的第三方，就显得尤为重要。三方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理智商谈，政府也逐步有意识地增加第三方的权威性，由此形成有序合理的鉴定、索赔过程，就能达到在不影响医患双方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医患纠纷。

　　“我们目前一般是利用司法系统的资源，如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来充当医疗纠纷中的裁判。”市卫生局医政科的负责人表示，我市目前已经试用这个全新机制一段时间，调解成功率很高，效果很好。这也是国内正在大力提倡的一种新型调节机制。